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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畝麥田的守望者——記余松烈院士

 

 民盟省委宣傳部



 

 

遠村秋色如畫,又到了冬小麥將播種的季節。滕州市級索村的退休老支書王其金,情緒低落地站在田間旁望著遠處。他不是擔心來年收成,而是在悲傷老朋友余松烈的離去。二十年前,余松烈曾在這里向他和村民傳授栽培技術,使他們喜獲豐收。

民盟山東省委原副主委、中國工程院院士、山東農業大學教授余松烈,今年4月在泰安逝世,享年95歲。作為中國現代小麥栽培學的奠基人,他研究創立的“冬小麥精播高產栽培理論與技術”“冬小麥寬幅精播高產栽培技術”,多次刷新全國冬小麥單產紀錄,惠及山東、河北、江蘇、河南、安徽、山西等地累計3億多畝麥田,實現小麥增產260多億斤。他將畢生精力和心血獻給麥田,直到病倒在醫院。

亂中選擇學農,逆境中探索出小麥高產理論

余松烈,浙江省寧波慈溪人,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正準備上高三的余松烈和親人們為躲避戰亂,在南京、浙江輾轉,戰亂中選擇了學農,1942年畢業于私立福建協和大學農藝系,1949年9月到山東農學院(現山東農業大學)工作,自此踏上小麥科研之路。余松烈在農學系任教,他借助山東小麥主產區的優勢,開始了對小麥高產理論的研究探索。

1956年5月3日,余松烈參加山東省第一屆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并獲得“先進生產者”稱號。1959年,他培育出小麥新品種“山農1號”、“山農3號”,還研究出小麥深耘斷根增產等技術。

1974年3月,余松烈帶領部分學生到滕縣龍陽公社進行生產實習。6月底,生產實習結束,學生返回了學校,而余松烈卻主動要求留在滕縣農村繼續勞動鍛煉。

1974年秋播,余松烈來到史村,指導農民在小麥栽培管理上實行“六改”,即:改換主栽品種“魯滕一號”為“泰山四號”、改播種量較大為適當壓縮播種量、改適時晚播為適時早播、改耬播為機播、改行距16.5厘米為行距19.8厘米,并且不種畦埂麥、改重施返青肥為重施起身拔節肥。1975年夏收,史村820畝小麥,平均畝產457.5公斤。

1975年夏收之后,余松烈總結史村“六改”試驗結果,大力擴大小麥高產田試驗范圍,推廣史村的增產經驗。1974年至1978年,余松烈在滕縣五年,他和當地干部群眾一起,辦“五七”農大,圍繞適合小麥生長發育的外部環境條件、麥苗群體與個體的矛盾,分析制約當地小麥高產的原因,依靠群眾,有計劃、有組織地全面安排小麥精播高產試驗,驗證并不斷完善小麥精播高產的理論,在全面總結各個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冬小麥精播高產栽培技術。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余松烈在滕縣創新的“冬小麥高產栽培的理論分析”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全國科學大會授予余松烈先進工作者稱號。

后來,余松烈帶領同事和研究生對小麥高產栽培的理論和技術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大面積的開發試驗。到90年代末,經過近50年的試驗探索,余松烈提出了小麥高產栽培發展的三個階段理論。

“我沒有高學歷,沒有出國留過學,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我所搞的小麥研究算不上是門高精尖的學科,自己也沒有高深的理論水平。”余松烈曾說,“我的成長,是向實踐學習,向農民學習,理論聯系實際,老老實實地在農業生產第一線干的結果。”

獲譽無數,卻最鐘愛農民頒的獎

在與麥田打交道的67年時間里,這位被譽為現代小麥栽培學的奠基人獲得了無數榮譽。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山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這些對于一般學者來說可能窮其一生都無法企及的榮譽,可在余松烈看來,都不如滕州農民贈與他的金質勛章。

原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滕州史村一度是科學種田的先進典型。1966年,全村800多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372.5公斤,而那時全國小麥的畝產也不過一百公斤左右。但是1966年之后,直到1974年,史村的小麥產量卻徘徊不前,人們亟需科研人員解決小麥更高產量的栽培技術。

1974年,旨在研究出高產小麥的余松烈在送走實習學生后,獨自背著行李來到滕州。那時候,白天余松烈和村民們到田間地頭做調查,晚上點上煤油燈和大家分析原因。不久,他就提出“六改”的栽培方法。

“這一下不得了!1975年,史村全村820畝小麥平均單產457.5公斤,并出現500公斤地塊209畝。”1975年夏收之后,余松烈總結史村“六改”試驗成果,提出在全縣推廣史村的增產經驗。

當年秋天,滕州縣委、縣政府接受余松烈的建議,創辦了“五七”農大。而在這批農大學員里,后來走出了分管農業副縣長、棗莊市農機站長等多位農口的領導。

滕州市原副市長劉希運是當年“五七”農大的學生,參加過余松烈的小麥精播點播試驗,后來又到山東農學院工作,與余松烈朝夕相處12年,對余松烈的感情很深。

“余老師是一個工作狂人。1977年秋播,他打電話說星期一來,本來我想找車到車站去接。結果他提前一天來了,下了火車,就徒步向黃莊村趕。他說秋播是個關鍵時期,學校的事處理完了,就提前來了。那時余老師57歲了,自己背了個包,自己步行跑了幾十里路。大家都感動得不知說什么好。”

而且,余老從來沒有專家架子,到哪都是和農民打成一片。“那時候余老師自稱是農民。在黃莊村,余老師與村民同吃同住,住在一個姓黃的村民家里。村民們喜歡做地瓜稀飯,做好之后熱氣騰騰,香味四溢,余老師也比較喜歡地瓜稀飯,房東黃大嫂時常主動盛上一碗給余老師送去。余老師就買些饅頭、燒餅等送給農民。他和農民吃住在一起,關系十分密切。”

1996年6月26日,喜獲豐收的滕州市120萬農民派兩位農民代表王其金、韓敬田專程到山東農業大學,把一枚刻有“科技興農,功勛卓著”的金質“豐收”勛章贈予余松烈。“余老把這枚勛章看的比他獲得的所有獎項都重要。”余松烈帶出的第一位博士生、山東農業大學副校長王振林告訴記者,余老把這枚勛章評價為其一生中獲得的無上榮譽,“金質勛章表達了農民兄弟對農業專家的敬仰之情,也是農民對農業科學家作出卓越貢獻的一種無價的精神回報。”

90歲高齡仍下田,病床上最牽掛小麥高產

與麥子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余松烈,哪怕是生命的最后歲月,他心中最惦記的依舊是那片麥田。“他一直很關注小麥的生長情況,他年齡大了走不動以后,就讓我替他到麥田去觀察,然后回來向他匯報”。余松烈的學生、小麥專家董慶裕教授回憶說。

2010年6月1日,已經90歲高齡的余松烈照例來到山東省泰安市岱岳區馬莊小麥寬幅播種高產攻關田。“每年的6月初,趕到魯中地區小麥即將成熟的時候,他總要實地考察一番。”董慶裕說,在畝產接連突破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后,余老就把下一個目標定在了小麥畝產要突破800公斤上。

那一天,余松烈特別高興,似乎忘記了炎熱和勞累。看到豐收在望的小麥高產攻關田,他掩飾不住喜悅的心情跟董慶裕說:“小麥寬幅播種是在改良精播技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要適時早播。”當時他還囑咐身邊的科技人員說:“今年秋播,還是希望適時早一點,7日、8日播種為宜,爭取達到畝產800公斤的目標。”

人們勸他早點兒回家休息,他執意不肯。董慶裕說,那次余松烈回去之后就累病了,一躺就是十幾天。

然而,這一趟現場考察,余松烈沒有白來。他的技術指導,大家都一一記在心里,落實到了行動上。是年秋播,高產攻關田有了很大改進,那都是完全按照他的叮囑下種的。

2011年6月1日,余松烈再次來到岱岳區馬莊大寺村的小麥寬幅精播高產攻關田,聽取測產情況匯報,實地查看小麥后期長勢情況。當聽說測產的理論產量達到820公斤時,余松烈高興地說:“今年小麥長勢好,如果近期沒有大風大雨,不倒伏,有希望創造新的高產紀錄。”

然而老天卻給他開了個玩笑。這年的20畝高產攻關田,在收獲后期受到干熱風等因素影響,實際產量未能突破800公斤,給滿懷希望的余松烈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2012年春天,余松烈身體明顯虛弱了。董慶裕說,那時他已經有預感,也許,自己看不到小麥畝產800公斤目標實現的那一天了。“那年3月30日,余老還拿起過去通常記錄小麥數據的筆,顫顫巍巍地給他的學生們寫信,還把他們叫到面前,囑咐他們繼續搞好畝產800公斤高產田創建工作。”

2014年春天,余松烈住在療養院,飲食靠鼻飼,行動靠輪椅,神智有時不清。但他一旦清醒,就吵著讓助手安排下地看麥子,興奮地睡不好覺。為此,余老的女兒還常常囑咐去探望他的學生及朋友們,盡量少提小麥。

或許是老天也不再忍心看到這位老人的夢想一次次落空。2014年6月,小麥收獲的季節,農業部組織的7位專家來到了煙臺招遠市辛莊鎮馬連溝村,在農業部小麥高產創建萬畝示范區十畝攻關田里,對由余松烈擔任技術顧問的攻關試驗田進行實打驗收。經過緊張的收割、脫粒、曬干等嚴格程序,實驗結果出來了:3.14畝驗收田平均畝產達817公斤!這塊高產麥田,雖然不是余松烈親自指導管理的,但是采用的栽培管理技術,正是余松烈晚年創新的冬小麥寬幅精播高產栽培技術!

此時,已經93歲高齡的余老先生在病床上聽到這個好消息時,高興地頻頻點頭。 

帶出兩位院士,是山農大農學的奠基人

除了潛心研究,作為一名大學教師,在余松烈67年的教師生涯中,讓他引以為豪的是親手培養出了兩名院士和數十位博士,中國科學院李振聲院士、中國工程院于振文院士都曾師從余松烈。

在山東農業大學校史館,一張該校師生兩代院士的圖片給人印象深刻,它留住了那個令人動容的瞬間:2007年12月29日,在山東農大教授于振文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當天,63歲的他手捧鮮花走進了余松烈的家中,向培養和教育自己的恩師表達感激之情。

“我的成績離不開余老師的教育指導。”提起老師,于振文滿懷敬重,“我不僅從余先生那里學到了基礎理論,更重要的是他嚴謹治學精神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對我影響特別大。”

余松烈重視“實踐第一”,“實踐先于理論”,特別重視對農村科技人員的教育和培養。自1980年以來,在省內外示范推廣冬小麥精播高產栽培技術的過程中,他走到哪里,就講到哪里,“田間課堂”遍地生花。在教學、科研實踐當中,他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農學專業人才,現已遍布全國各地,他們已經成長為教學、科研和技術推廣部門的骨干力量。

余松烈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感染了身邊每一個人。“我第一次見余老師,是他和我們學生一起排隊打飯,后來上他的專業課《作物栽培學》,余老師帶著家鄉口音,但思維活躍,板書清晰。”甘薯專家史春余說。余松烈為了完善和發展作物栽培學學科理論,筆耕不輟,寫下了數百萬字的教材、講義、專著和論文。“2003年,余先生已經83歲,他愛人也剛去世不久,他提出要寫書,總結小麥栽培生理研究室的研究過程和成果,經過大家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47萬字的《現代小麥栽培科學及其發展展望》。”田奇卓教授介紹,“余老師彌留之際,還向身邊的女兒要教材,說要給學員講課。

余松烈對學生學習、研究生科研嚴格要求,但他對學生的關心愛護卻細致入微,其嚴師慈父的品性,讓學生們難以忘懷。余松烈培養的第一位博士、山東農業大學副校長王振林對老師關心愛護學生的事記憶猶新:“我們上學時期經濟不寬裕,隔上一段時間,余先生就要把學生叫到一起,請我們吃飯。飯桌上大家心情舒暢,暢所欲言,師生之間其樂融融。每次吃飯,余先生都是包飯包酒。他特別理解青年人,總是提前離場,留下更多時間讓我們同學單獨交流。”

有一次,余松烈要請兩位南方同學吃飯,因為那時沒有電話,余松烈還特意跑到王振林宿舍,把他也拉過去。余松烈的女兒余亞勉專門為南方的兩位同學買了琵琶蝦,師生們一起做菜,一起吃飯,就像一個大家庭,極其溫馨。飯后從余先生家里出來,兩名學生說,事業做不好,無法報答余先生對我們的期望。

我國第一位花生栽培研究方向的博士李向東也是余松烈的門生。“余先生知道我以前做過一些花生栽培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我做博士論文前,余先生對我說,我建議你研究花生生長的衰老機理,我點點頭。”余先生這幾句話,堅定了此后從事這一方向的信心。內行人知道,花生屬于無限生長型的作物,正常情況下不存在衰老的問題。四季分明情況下,到了秋末,它才衰老。而研究花生的衰老機理,是個全新的課題。正是在這個研究方向上,李向東大膽創新,實現了新突破,研究成果一舉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有一件事,李向東記憶猶新。他的博士論文初稿寫成了,不巧余松烈生病,住進了醫院。李向東帶著論文初稿去醫院看望余先生,說起論文的事情。李向東說:“老師,您安心治療。我找其他老師修改就行。”余先生說:“你放這里,我身體好轉了,就給你修改。”第三天,余松烈捎信來,讓李向東去醫院拿論文。李向東打開一看,論文初稿上,密密麻麻,修改了許多地方。這讓李向東十分感動。

山東農業大學黨委書記徐劍波表示,在幾十年的教學科研實踐中,余松烈始終堅持和大力倡導“科學研究要解決生產實際問題,既要理論研究的創新,站在學科前沿,又要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學術理念,貫徹落實“扎根基層,密切聯系農民,重視實踐,解決生產問題”的優良作風。現在,這些已經成為山東農業大學辦學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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